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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慕尼黑》——灵魂的拷问

2018-08-18 04:50

  2006年3月5日,第78届奥斯卡奖落下帷幕,《撞车》《断背山》《卡波特》《辛瑞娜》等分获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奖项,而好莱坞著名导演斯比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斥7000万美元巨资拍摄的影片《慕尼黑》(Munich 2005年12月)却一败涂地。《慕尼黑》是在影响深远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获得极大成功的12年之后,斯比尔伯格再度制作的一部严肃的犹太“历史题材”影片,但是与《辛》片的命运不同,《慕尼黑》不仅在奥斯卡奖台上运气不佳,在影评界也颇受争议。

  美国右翼影评(如 The American Thinker)对影片的上映立刻做出反应:斯比尔伯格在创作《辛德勒的名单》时曾功德无量,他既对新生代的电影观众进行了“二战”屠犹的历史主义教育,又为“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话语资源;而新片《慕尼黑》却抵消了他以前的功绩,把以色列清除1972年奥林匹克绑架案幕后罪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动,描绘成一个“以暴易暴”的复仇暴行,从而也就肯定了当今世界上的“纳粹幽灵”——“邪恶的”穆斯林圣战。与此同时,左翼和阿拉伯影评也严辞批评《慕尼黑》,认为该片虽然揭示了巴、以之间 “以眼还眼”的报复行为是循环往复、永无休止,以色列和美国以暴易暴的反恐行动也不能带来和平,但是斯比尔伯格的道德追问和政治批判却没有离开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框架。一篇影评批评道:斯比尔伯格没有勇气承认巴、以冲突和恐怖行动,是因以色列建国并武力抢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而起,更重要的是,影片蕴含了一种道德焦虑,这种焦虑不是对巴勒斯坦受害者的同情,而是对胜利者道德退化的担忧;其含义恰如其分地由片中理想化的人物——以色列人前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对埃及前总统萨达特说过的一段名言中表达了出来:“我们可以宽恕你们杀害我们的儿子,却永远不能宽恕你们驱使我们杀害你们的儿子。”(We can forgive you for killing our sons. But we will never forgive you for making us kill yours)该评论认为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经典叙事,它只对以色列人的灵魂因与阿拉伯人冲突而堕落,表达了深深的忧愁与悲哀。

  斯比尔伯格是位自学成才的艺术家,从名不见经传的电视片做起,一步步成为好莱坞大导演。但是他一直有个心结无法释怀,那就是他犹太人的身份和犹太民族的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勾连。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儿时的记忆影响了他一生的道路。他出生在一个“正统犹太”(Orthodox Jew)的家庭。从他记事起,最怕的就是过圣诞节,因为邻居每家都会点起圣诞树上的彩灯,合家团聚吃圣诞晚餐,孩子们热切地盼望着圣诞礼物。而他家里却一片漆黑,不开灯也不用任何电器。因为犹太家庭不过圣诞节,而照例在每周的安息日不开伙、不使用工具。上小学时,他不好意思请同学到家里来,怕他们看到爷爷总穿着黑长袍、黑礼帽,不时地面对墙角祈祷的情景。在成年期的奋斗中,他一直感到自己是社会中的他者。《辛德勒的名单》是他身份探索之旅的开始,这部历史巨片历时10年才完成,但斯比尔伯格认为,他为这部电影准备了一生。《辛》片是斯比尔伯格对自己身份认同的一种交待。在一次采访中,他对记者说:他要制作一部作品可以向家庭和自己确认犹太身份,他还要让子女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民族的一员而自豪。当然,身份探索的精神之旅并没有就此结束,相隔12年之后,斯比尔伯格在“9.11”事件和美国“反恐”的时代背景下,再次踏上犹太人身份的政治之旅,开始追问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与个人经验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重构了犹太人的集体记忆,那么,《慕尼黑》就是在探究犹太人个体经验与族群历史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暗合。

  1972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慕尼黑举行。9月5日凌晨4点30分,八名身穿田径运动衣的巴勒斯坦人,爬过奥林匹克村的铁栅栏,潜入以色列运动员的驻地。以色列摔跤教练摩舍·温博格(Moshe Weinberg)和一位举重运动员约瑟法·罗曼诺(Yossef Romano)被枪杀,九名运动员被捆绑起来作为人质。9点30分,对西德警方宣布他们是“黑色九月组织”(Black September,被认为是巴解组织的一个分支),要求以色列释放200名阿拉伯囚犯,并让德国提供安全离开的通道。以色列总理梅厄表态不向妥协!西德警方与“黑色九月”通过紧张的谈判达成协议:警方提供飞机运送人质和到开罗。当晚10点30分,德警方用直升机将九名人质和八名运抵伪装成接转长途飞机机场的北约空军基地。五名巴勒斯坦人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狙击手当场击毙,一架装载人质的直升机被引爆,其他人质被枪杀,三名被抓获。第二天,国际奥委会宣布运动会休会24小时哀悼11名殉难的以色列运动员,之后运动会继续举行。10月29日,一架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被劫持,劫持者要求释放三名被捕的,西德政府屈服,释放了在押的。

  1976年,英国广播公司把整个恐怖事件翻拍成一部100分钟的电视影片《慕尼黑21小时》(21 Hours at Munich),该片用纪实的叙事,将整个事件的大量细节再现出来,但不作任何价值判断,体现一种BBC特有的客观、冷静的纪录片风格,使这部故事片获得很大的成功。斯比尔伯格的新作即以1972年慕尼黑事件作为影片《慕尼黑》的开篇背景,叙述了慕尼黑事件之后的故事。

  《慕尼黑》的剧本由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根据加拿大作家兼记者乔治·约纳斯(George Jonas)的畅销书《复仇:一个以色列反恐小组的真实故事》(Vengeance: The True Story of an Israeli Counter-Terrorist Team)编写而成。影片以一个年轻的摩萨德特工阿夫纳(Avner)为主人公,他是战斗英雄及总理私人保镖的儿子,结婚不久,爱人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他从电视里看到慕尼黑事件,总理梅厄把他召到身边,告诉他“一切已经改变了”(“9.11”后布什政府用了同样的措词),希望他执行一项特殊使命。于是,以阿夫纳为首的五人暗杀小组组成了,小组其他四名成员分别是爆破、伪造、清理等方面的专家。他们到罗马、巴黎、塞浦路斯、贝鲁特和雅典等地消灭摩萨德指定的目标。影片叙事有张有弛,节奏把握非常到位。该片有好莱坞商业“动作片的形式,却同时负载着历史、政治和哲学的深刻思考,让人很难将该片归入任何一种电影类型。有影评认为《慕尼黑》超越了斯比尔伯格以前作品的政治意识和思想框架。

  在《辛》片中,斯比尔伯格有着强烈的“见证”欲望,他要给那些否认大屠杀的人一个最后的回答:犹太大屠杀确实发生过。影片为了追求真实纪录的效果,省略了个性和心理的塑造,按影评家葛瑞格·雷文(Greg Raven)的观点就是:《辛》片中所有人物的行为,都缺乏基本的动机。片中所有纳粹是脸谱化的,只知道杀戮和虐待犹太人,犹太人也一样脸谱化,盲目顺从,逆来顺受,从不想抗争,还任凭命运摆布。这是一部虚构的、着意烘托纪录片氛围的“伪历史片”。而《慕尼黑》是一部心理片,一部问题片。如果说《辛德勒的名单》是要观众不存疑虑地相信作品虚构的影像世界,那么《慕尼黑》却要观众与主人公一起思考、怀疑电影镜头“如实”纪录下来的历史事件和其背后的含义。所以影片开头采用当时的纪录资料片,新闻报道般地交待一下历史背景,即进入主题叙述,着力烘托主人公的心理困惑——通过主人公阿夫纳在执行刺杀行动的过程中,心里产生的矛盾和变化,来探询一个《辛德勒的名单》不肯面对的问题:什么使犹太人成为犹太人?或者说,什么是犹太性?犹太人的灵魂代表着什么?

  《辛德勒的名单》有一个明确无误的价值判断,犹太人历经深重的困难之后,必然被拯救。虽然不是依靠犹太人自己的力量,但美国大兵、或一个德国纳粹军火商最终会把犹太人带出人间浩劫。影片的结尾是“辛德勒的犹太人”(the Schindler’s Jews),在以色列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战后生活,都已子孙满堂,到耶路撒冷的辛德勒墓前,祭奠这位德国义人。一个圆满的劫后余生、光明救赎的人性故事。《慕尼黑》也是以一场所谓“慕尼黑屠杀”(the Munich Massacre)作为开篇,新生的犹太政权决定使用自己强有力的情报机关实施报复性刺杀行动,以告慰受难者和家属。但影片的主人公和行动小组成员,却对使命自始至终怀疑、困惑,人物复杂的心理波动,使这个贯穿影片始终的以色列事业所具有的正义性受到怀疑。特别是在目标被清除后,行动小组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更没有为国效力的神圣感。相反,他们尴尬、困惑,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以色列官方给予行动小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之后,愤怒的主人公阿夫纳却举家离开祖国,迁往纽约布鲁克林生活。一个犹太民族自我救赎的寓言,却以逃到美国寻找避难所为结局。

  显然,《慕尼黑》没有停留在对1972年慕尼黑事件和之后的报复的追问上,尽管它继续追问受害者的情感与自己伤痛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受害之后,加害是否具有合法性和是否正义等问题。但它又对犹太人的灵魂做了进一步的拷问:即二战期间欧洲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是否可以成为驱逐、屠杀巴勒斯坦人,建立以色列国的充分依据。这是影片《慕尼黑》最深刻、最有勇气的思想探索。它触及到犹太人生存现状与历史记忆的互动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那就是犹太人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是否可以被当作犹太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道德资源。这一思考在片中通过主人公阿夫纳与母亲的对话展现出来。作为一个纳粹屠犹的幸存者,阿母虽然不清楚儿子在做什么,但凭直觉支持儿子为国效力。她教诲儿子道:“听够了那些人性善的废话!看看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事就知道人性是什么了:卑劣、残酷。我们一样也可以卑劣、残酷。我们必须去争夺土地,因为没有人会给我们土地。无论过去和现在花了什么代价,我们最终在世界上有了一块自己的地方。” 受害者吸收、内化了加害者的逻辑,这也是以以色列第一代领导人本·古里安(Ben Gurion)为代表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造成了半个世纪的动荡、冲突的中东局势,以眼还眼的复仇怪圈吞噬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鲜血。但是,阿夫纳从一个追杀巴解成员的刺客,到变成一个被追杀的目标,个人的经历使他难于认同这种报复逻辑。他选择了逃避,迁移到美国寻找自由、稳定的生活。但血腥暴力的梦魇一直伴随着他和家人,他总觉得被人跟踪,根本无法甩掉过去。同时,在纽约这个繁华喧闹的国际大都市里,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到以色列驻纽约领事馆大闹一番,痛快地发泄了闷在心中的怨气,但之后却又理不清与那新生的犹太国家魂牵梦绕的情感。摩萨德的头子埃夫兰(Ephraim)到纽约来探望主人公,邀请他回到父母用双手建立起来的祖国,阿夫纳拒绝了,但他又真诚地邀请这位老上级,像个老朋友、一个纽约的过客那样到家里吃顿饭,叙叙旧。埃夫兰也同样断然拒绝了。这恐怕是所有离散犹太人(Diaspora)的共同经验和处境:一方面只认同自己的犹太身份,而拒绝效忠自己的国籍所在国;另一方面,批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政策,对以色列怀有复杂、暧昧的情感。因此,他们往往在居住国是他者,对以色列来说又是外人。

  作为第二代离散的美国犹太移民,斯比尔伯格对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尴尬境况,有着深切的体验。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经历了“9.11”事件,这个因巴、以冲突和美国中东政策而引发的惨剧之后,这位敢于直面现实的艺术家,再次思考犹太人的命运与人类正义的关系。《慕尼黑》虽然从一个具体的恐怖事件入手,却展开了一个有纵深和整体感的大历史:它将“二战”大屠杀、以色列复国、巴、以冲突、国际串连起来,形成一个有内在关联的历史线索,在慕尼黑事件的发展中,揭示出犹太国家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困境。许多影评认为,《慕尼黑》是一部反战的现实政治题材片,影片以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纽约“双子塔”的远景镜头做结尾,寓意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与以色列的报复刺杀行动相同,只会带来更深的仇恨。实际上,斯比尔伯格的犹太意识和历史感使这部作品有更深、更复杂的含义。影片主人公是个以色列复国英雄的儿子,一个优秀的摩萨德军官,却在国家使命和个人良知之间徘徊,最后因在两难之间无法抉择而背井离乡。但逃避并没有使他解脱,相反,文化身份与集体历史记忆仍然形影相随,逼迫他回答:他是谁?如何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犹太性到底是什么?斯比尔伯格喜欢把人物放入具体的行动中来展示困境:阿夫纳和他的同伴们因同胞被杀而刺杀凶手,结果被追杀得走投无路,却不能放弃报复行动。这也许就是斯比尔伯格要表达的犹太人的处境,也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说的“人类的状况”(the Human Condition)。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