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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密记_闲闲书话_论坛_天涯社区

2018-08-23 16:33

  精英文化圈热议已故或在世文化老人的高级八卦,所谓“卧底”或者“告密”,当然是翻旧帐。我近年习惯不读报不上BBS扯淡,要靠京穗两位熟人电话之中及时点拨,才略知一二。这两天在读索尔仁尼琴,有句话多少可以应景,语出《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劳改班长告诉小说主人公如何绝境求存,他说三类人在古拉格熬不出头:舔别人盘中的残羹剩饭者,指望医生帮忙者,再有,就是出卖同伴的告密者。但是主人公劳改几年,不尽认同从前班长的话,因为告密者往往熬得出头,只不过,告密者救自己,是以别人的鲜血为代价。

  告密者救自己,代价还有良心(如果还有良心)。索尔仁尼琴当年发配广阔天地古拉格,亦因为他给朋友写信发牢骚政治不正确,被朋友以爱国名义将他告发。但是这个事例太有名,引经据典讨论古拉格告密者又太极端另类不够“通俗”。要做告密文章,我只想翻出年前读过的那本英文好书,这本书当然不是告密宝典或卧底宝典,但撩起这个话题,我首先就想到英国历史学家Orlando Figes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私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

  有关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尤其古拉格,这些年我亦读过几本好书,除了索尔仁尼琴,还有鲜为中国读者所知的萨拉莫夫(Varlam Shalamov)那本《科雷马故事集》,又有《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Anne Applebaum荣获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古拉格史》(Gulag: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Camps)。但是《耳语者》与众不同,这本将近七百页的详实之作,建基于大量日记、档案与访谈,酝酿于八十年代中期,成书于二零零七年,重点不在古拉格,更不聚焦已为人知的名流遭遇或政治内幕,用作者的话,《耳语者》是想深入探究苏联小民在斯大林治下如何生活:他们究竟想些什么?他们感觉如何?如我从前看过的一部精彩电影《东方西方》(Est - Ouest),这些苏联小民住在缺少私人空间的挤迫公寓,几户人家共享一套房屋,近乎所有谈话都是隔墙有耳,稍一失言,就会招来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只能过上双重生活,伪装自己,不单对危险邻居,甚至向自己子女隐瞒政治观点、家族渊源、宗教信仰,隐瞒与现行体制相抵触的一切。他们活在恐惧之中,丈夫若与妻子说话,哪怕物价之类生活小事,亦必须耳语。至于当年那些孩子,最好听听他们现在如何回忆:“妈妈常说,每个外人都是告密者。我们害怕邻居,尤其害怕警察。……甚至现在,我要是看到警察,我就吓得发抖。”“有时候,大人要说些事情,然后会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是‘管好你的舌头’,要么别有表示,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刚说的话,不想让我们听到。”

  正因为每个外人可能都是告密者,所以人人成了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究竟有多少告密者?官方统计欠奉。根据估计,三十年代那段恐怖高峰期,有数百万老大哥在机关、工厂、学校、公寓和公众场所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并向当局揭发或举报同事、朋友和邻居。《耳语者》引述一位高级警官所说,每五名苏联机关工作者,就有一名告密者。另据声称,苏联主要城市的成年公民,经常向当局打小报告的卧底占了百分之五(但普遍认为这个比例还要高)。因为城市不同,监视程度亦有区别。再据前秘密警察所言,在莫斯科,六到七户人家就有一名告密者;而在基辅东面的哈尔科夫,八十四万居民只有五十名卧底。说完两个极端数据,再来看看中间值,或许更有代表。一九三八年,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人口四十万,告密者大约一千。不过,以上数据只代表记录在案的告密者(通过告密换取钱财、工作、房屋、特别配给乃至免于下狱),并不包括数百万可靠群众,亦即工厂和机关工作者、学生积极分子、看更、门房等等,更不包括每天都有的自发检举,因为人人知道,忠诚的苏联公民应该提高警惕,检举听来的一切可疑对话,哪怕道听途说,揪出暗藏的阶级敌人。

  告密者大致可分两类:自愿者与被迫者。前者告密,要么想捞点实惠,要么出于政治信仰,或是借告密来整人害人。至于后者,或被秘密警察胁迫,或想通过告密来帮助被捕亲人,亦让自己免于迫害。具体说来,告密者(尤其自愿者)的动机千奇百怪,一桩鸡毛小事,一点龃龉,一丝嫉妒,都可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一九三七年,高尔基地区一名乡村医生拒绝为老友的情妇堕胎(堕胎当时并不合法),这位老友恰好就在该区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为了报复,他指使几名告密者检举医生是“反革命”,还给医生的妻子扣上一顶大帽,说她在当地医院杀害一名工人,结果,这对夫妇双双入狱。工程师尼古拉的父亲是名教士,一九三七年被当局处决,但是尼古拉觉得自己学有专长,应该不会下狱,直到有天,某人看上他的妻子,不幸的尼古拉最终难逃厄运,被“情敌”揭发,成了“人民敌人”。还是一九三七年,丽琶跟厂长不合,因为她拒绝对方的性要求。厂长不高兴,叫来一名告密者检举丽琶,因为三年前,她对“基洛夫事件”有看法,而正是这些看法,足以让丽琶在天寒地冻的科雷马劳改营蹲上十年。

  下级官员检举上司亦属家常便饭,成千上万小官员因此爬上高位。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有位老兄名叫伊万米亚钦,一九三七年二月至十二月,被他检举的阿塞拜疆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下十四位,而伊万老兄当然春风得意。他后来说:“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人人都在写(告密)信。”说到这里,不妨将告密者得到的部分实惠形象化:一套公寓因为主人被捕腾空,接踵而来的新主人多半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是分给其他可靠群众,如机关工作者和小车司机。毫无疑问,这些新主人之中,就有检举旧主人的告密者。伊万马里京是列宁格勒以北某地的工程师。马里京很有才干,喜欢给报刊写点文章,在厂内亦受人尊敬。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郊外一幢大木屋,房子是他自己盖的。但是,他的财产和声望招来嫉妒,厂里一位同事把他告发,说马里京利用这幢木屋跟芬兰人秘密接头。不过,幕后策划者却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位官员,他们强迫马里京以七千卢布贱卖这所房子(新近估价将近五十万),否则就要逮捕他的妻子。马里京最后还是被枪决,他的妻子和孩子被扫地出门,而房子则落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之手,这些官员的后人至今住在里面。

  说起告密怎能漏过大名鼎鼎的少年英雄巴甫里克。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西伯利亚西部某个偏远贫穷乡村,十五岁的巴甫里克莫洛佐夫和九岁的弟弟死在森林之中。兄弟俩是被人用刀刺死的,而凶手是莫洛佐夫家的亲友。根据官方宣传,巴甫里克是位英勇的少先队员,因为他检举自己的富农老爸,所以招来杀身之祸。然而实情复杂得多,巴甫里克根本不是少先队员(村里并无少先队组织),他只是一名“要求进步”的少年,经常向警察告发邻居。身为长子,巴甫里克怨恨做过三届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因为父亲抛下家人与另一女人同居,而巴甫里克的母亲既是文盲,又因丈夫离家深受刺激(出于嫉妒,她很有可能鼓励儿子揭发父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巴甫里克向当局检举了父亲的“罪行”(大概因为父亲同情富农,反对成立集体农庄)。审判就在村中学校举行,根据官方报道,父亲在庭上向儿子吼道:“我是你父亲啊。”但是儿子告诉法官:“是的,他曾是我父亲,但我不再觉得他是我父亲。我的行为不是作为一个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巴甫里克的父亲被判劳改,后遭枪决。

  巴甫里克兄弟的死因扑朔迷离(检举父亲之后,他更大胆,积极揭发村民私藏谷物或是攻击集体农庄的“反动言论”,而他九岁的弟弟亦成了一名小线人。兄弟俩在村里臭名昭著)。家中亲友是否预谋杀人,虽然确凿证据欠奉,当局还是成功挖出一个“莫洛佐夫富农集团”。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富农集团”五名成员受审:巴甫里克的叔父和教父(所谓谋杀的策划者),他的祖父和他的表兄(所谓谋杀的执行者),还有他的祖母(所谓将兄弟俩诱进树林)。除了叔父不知怎么逃过一劫,其他四人全被处决。

  一九三三年秋,巴甫里克成了举国皆知的少年英雄。高尔基呼吁为少年烈士树碑,因为巴甫里克懂得,就算某人与你血浓于水,他一样可能成为你的精神敌人,而这样的人不应该放过。歌颂巴甫里克的故事、传记、诗歌、戏剧、电影和歌曲蔚为大观,他成了苏联所有少年儿童的榜样。三十年代,在巴甫里克的人气指数高峰期,你要是想做一名真正的苏联少先队员,那你就得用检举亲友的无私行为来证明自己。某份地方刊物甚至警告少先队员,谁要是不能告发自己的亲人,谁就要被怀疑,而谁要是被发现缺乏警惕,谁就得挨批。有此大环境,难怪父母只好背着子女咬耳朵,正如一名医生回忆:“我从不对儿子说斯大林的坏话。巴甫里克事件之后,你说什么都害怕说漏嘴,哪怕当着你的儿子,因为他可能在学校无心提起,校方就会报告,而他们会问孩子,‘你从哪儿听来的’,孩子会说,‘爸爸这样说,爸爸总是对的’,而不等你知道,你就会有烦。”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论何种动机,赶快检举,赶快揭发,抢在别人告发你之前,先下手为强吧,因为他人就是地狱!作家巴别尔说:“现在,一个男人只能跟妻子随意交谈——在晚上,用毛毯蒙住脑袋。”作家普里什文在日记中写道,他的朋友之中,只有二三老友可以畅所欲言,不怕被人告发。玛丽亚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都是虔诚教徒。一九三零年,为了逃避农业集体化,一家人靠假证件搬到列宁格勒附近某地,父亲在家具厂做工,母亲安娜在医院工作。安娜是个文盲,觉得布尔什维克的探子长了千里眼生了顺风耳,对她的言行洞察入微,从此害怕抛头露面或在住处以外与人交谈。一九三七年,玛丽亚做过教堂执事的父亲被捕,安娜彻底吓坏了,她不愿离开住处,她害怕在房间谈话被邻居听到,她晚上亦不敢开灯,怕警察注意,她甚至不敢上厕所,因为她用来揩擦的报纸,可能恰好就登了一篇斯大林的文章。还有一位老妇给所在工厂的党委写信,揭发自己的妹妹,因为妹妹曾在克里姆林宫做临时清洁工,给新近被捕的某位官员清扫过办公室。

  比起自发告密者,被迫告密者多半“出身不好”,来自富农家庭,要么“人民敌人”的配偶或子女,他们更脆弱更无助,更有理由害怕被捕,亦更难抵御秘密警察的诱惑,即通过告密,令自己成为一名有用的苏联公民。对于这类“弱势人群”,内务人民委员会有既定的招募政策,他们常常挑选被捕者的亲友下手。根据某位秘密警察回忆,招聘过程通常如下:譬如,有个女人的丈夫被捕,秘密警察与这个女人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你是真正的苏联公民吗?”“是的。”“你准备好证明自己吗?人人都说自己是好公民。”“是的,我当然准备好了。”“那就帮助我们吧。我们所求不多。要是留意到任何反苏言行,你就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周碰一次头。在这之前,你应该写下你留意到的事情,谁说了什么,谁当时在场。就这些。然后我们就知道你真的是位苏联好公民。你要是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会帮助你。你要是被开除或被降职,我们亦会帮助你。”

  这样的诱惑很少有人可以抵御,尤其初涉人世想要溶入苏联大家庭的年轻人。索菲亚十七岁就做了告密者。她生于明斯克附近一个波兰贵族家庭。十月革命后,索菲亚的父母转而务农。农业集体化开始,他们一家以富农身份被流放到科米地区。一九三七年,一家人又回明斯克附近原居地,但索菲亚的父母随后被捕,再被遣送到彼尔姆附近的“特别安置地”。索菲亚决定逃跑。她先是进了一所工厂学校(伪造无产阶级出身,这是一条捷径),然后又进乌拉尔附近的某地一所医学院。没人问起她的富农出身,甚至没人问她是否具备合法旅行证件(大概相当于中国从前的单位介绍信)。过了半年,该地内务人民委员会把索菲亚叫去,她以为他们要送她进监狱,但人家只是告诉她,她要是不想因为隐瞒出身而被学校开除,就必须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而她的任务就是跟同学撩起有关政治的话题,然后详尽报告。随后,索菲亚不仅有了合法证件,还从医学院顺利毕业,在彼尔姆从事救护工作,并且嫁给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位高级官员的公子。回首往事,索菲亚先是毫无悔意,哪怕她知道很多同学因为她的告密而被捕,因为她觉得身为富农女儿,要在斯大林时代生存下去,自己当年的举动乃是必要代价。到了九十年代,用索菲亚的话说,当自由来临不再害怕,她决定把一切都告诉自己的孩子和孙辈。

  亦有毫无内疚的告密者。跟索菲亚一样,生于一九三零年的瓦伦狄娜亦是富农女儿,从白俄罗斯一路去到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阿巴坎城。瓦伦狄娜十三岁才有机会上学识字,她的童年记忆满是饥饿与褴褛衣衫。就算进了学校,瓦伦狄娜仍然受尽歧视,并为自己的出身和父母的贫穷而羞耻,但她努力学习,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因为她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有希望。瓦伦狄娜相信斯大林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她亦坚信党的报刊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做一名律师,帮助政府抓获这些间谍和敌人。她后来回忆:“跟斯大林一样,我毫不同情送到古拉格去的那些人。”

  一九四八年,瓦伦狄娜十八岁,她离家出走,进了一所会计学院,然后在萨哈林岛的海军基地找了一份见习会计的工作,并且嫁给一位海军军官。她成了海军基地的可靠职工,在 行政大楼工作,有机会接触所有人事档案。有了这些本钱,瓦伦狄娜为内务部招募成了线人,专门告发其他海军军官的妻子。她的工作就是跟这些女人拉关系,向上级汇报她们的私人生活和各种言论。她回忆道:“有时侯,我会接近这些女人,请她们帮我做些我可以买到的东西:很多女人靠缝缝织织来打发空闲时间。别的时候,我会跟这些女人交朋友,让她们请我上门喝茶。或者,我会在她们工作的时候拜访。我的上司给我钱来支付这些‘订单’(我现在还有很多,主要是些外套和毛衣,都是我的‘客户’给我做的)。他亦给我钱买茶点,或别的礼物,这样初次接触我就能够对付,并且赢得这些女人的信任。重点在于拉上关系。真的很容易。只有一条规则:在重要谈话开始之前,你得跟某人独处。只有这样,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狄娜做了好几年告密者。她写了数十封告密信,她告发的人随后都被逮捕。与此同时,瓦伦狄娜收入优厚,不仅给年迈父母汇去大宗卢布,还在阿巴坎买了一所房子。一九五九年,她三十九岁,就跟丈夫双双退休。当跟《耳语者》一书相关的研究小组采访瓦伦狄娜,她依然坚持,她的告密乃是被迫,她自己亦是牺牲品,她没法拒绝,因为他们知道一切,她害怕他们把她送进监狱,她要是拒绝,她的海军军官丈夫可能亦会受苦……不过,瓦伦狄娜坚信,她告发的那些人真的都是人民敌人,“证据确凿的间谍”,她不觉得有愧,她的确为自己得到的荣誉而自豪,用她的话说,她从事的是“反间谍工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米嘉卡拉马佐夫说:“要是上帝被赶出地表,那我们就会在地下见到他!”暗黑与绝望之中,人性光辉不亦如是,哪怕明灭细弱。既然到处都是告密、背叛和诬陷,既然只能耳语,既然连耳语有时都不可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拥挤火车上,作家普里什文偶遇某好友,两人坐在一起,都想搭白,却都不敢多言。两小时下来,他俩只有不断重复这样两句话:“是的,米哈依尔米哈依诺维奇。”“是的,格里奇依杜阿多维奇。”),那么,胆子够大的人只好冒险写日记,在日记中与自己对话,亦向纸上亲人和想象中的朋友倾诉。因为担心自己随时被捕,普里什文的日记都以细小字体写就,要用放大镜才勉强看得清楚。对他来说,写日记就是确认自己的独立,坚守内心自由,不对自己说假话。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叶甫盖尼娅的父母被捕,她开始写日记,在日记中跟消失在古拉格群岛的父母对话。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这位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因为极端孤独(她是所谓人民敌人的女儿,她的同学都不信任她),在日记中写道:“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有时侯,我极其渴望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够理解我的朋友,我可以与之分享所有痛苦的朋友。”跟叶甫盖尼娅相似,阿卡狄亦渴望与人沟通。当他去听列宁格勒图书馆某个讲座,阿卡狄决定把自己的日记给并非熟识的某位同学看。鉴于他的日记充满反苏言论,阿卡狄的举动既鲁莽又勇敢,但是,正如他在日记中坦白,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孤独,一天一天没有尽头令我虚度人生的孤独”。

  比起上述两位孤独苦闷的少男少女,普里什文相对幸运。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他请一位朋友帮他找个秘书,协助他整理日记。但是,普里什文亦意识到,让一个陌生人闯入自己的世界有多危险。那晚,他做了个噩梦:他穿过一个空荡荡的大广场,丢了自己的帽子。他觉得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当他向一位警察打听帽子下落,他猛然想到,就像他的日记所写,他是在“请一个陌生人参与到我最私隐的生活细节之中。丢掉用来遮掩的帽子,令我暴露无遗”。几天之后,一名女子前来应聘。要帮这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整理日记,她同样顾虑重重。她提议工作之前,他俩应该彼此了解。结果,普里什文和这名女子一口气聊了八个小时。他俩堕入情网,并在一年之内结为夫妇。

  限于篇幅,笔者早该知趣收笔。鉴于这篇不伦不类的转述满纸“荒唐”,我自作聪明黏了一条相对光明的尾巴(普里什文的婚恋)。但我不得不多说两句,因为这个尾巴拖了一条淡淡阴影,那是我在最新一期《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读到的一篇文章“Putin vs. the Truth”(作者正是写《耳语者》的Orlando Figes)。除了引述二零零五年俄罗斯一项民意测验,即百分之四十二的俄国人,还有百分之六十超过六十岁的俄国老人,希望再有一位斯大林那样的强人领袖,Figes还提到两则趣闻:最近两年,俄罗斯官方向历史教科书作者颁发指引,其中,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是一个“好”字;另外,在某次访谈之中,官方认可的历史教科书一位作者如是说:“我们的目标,是写出第一本这样的教科书,即不将俄国历史看做一系列令人丧气的不幸和错误,而是用来灌输对国家的自豪感。教师必须以这样明确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而非给祖国抹污泥。”

  不过还是理解楼主赚稿费的心情,毕竟这年头,写短篇的干不过写长篇的,文人嘛,啰里八嗦的,不如成吉思汗你要战便战那么痛快

  1932年9月3日,苏联西伯利亚一个叫吉拉西摩夫卡(Gerasimovka)的村庄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两个男孩的尸体,其中较大的一个是巴甫列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15岁,是少年先锋队员。巴甫列克曾向警察检举过父亲,富农特罗费姆。莫罗佐夫(Trofim Morozov)的罪行。据报纸报道,莫罗佐夫家的人是因为怨恨巴甫列克揭发他父亲而将他杀害的,同时遭害的还有他9岁的弟弟。因此,这是一次阶级报复的杀害。调查一开始,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巴甫列克的死确定为一桩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

  吉拉西摩夫卡是一个很偏僻的村庄,离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verdlovsk)东北350公里。这个村庄的附近有一些劳改营和流放“富农”的“特别居民点”。 吉拉西摩夫卡村是个穷地方,穷的人家只有一头牛,富的人家也不过有两头牛。全村只有9户人家拥有俄国人喝茶用的那种茶炊。村里直到1931年才有了一所小学,只有一位老师,13本书。就象在西伯利亚西部的许多别的村子一样, 吉拉西摩夫卡村的人独立性很强。19世纪的时候,他们从俄国中部移居西伯利亚为的就是自由和土地。他们对苏联的农村集体化运动抵触很大,1931年8月村里建立集体农庄时竟然一户也没有报名,苏联报纸因此将这个村点名为“富农窝”。

  巴甫列克的父亲特罗费姆是一个很勤快的农民,日子算是村里的中等水平。在苏联内战期间,他受过两次伤。村里的人都很敬重他。1931年8月他儿子揭发他的时候,他已经担任了三任的村苏维埃主席。巴甫列克向警察检举说,他父亲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

  报纸上宣传说,巴甫列克是优秀少年先锋队员,但其实吉拉西摩夫卡村里当时并没有少先队组织。1931年吉拉西摩夫卡村有了小学,巴甫列克成了积极分子,他喜欢检举邻居们的“错误行为”,好多年以后村里人还是称他为“烂货”。巴甫列克恨他的父亲,因为父亲抛弃了家庭,和别的女人去过了。据报纸报道,1931年11月,特罗费姆在村里学校受审判的时候,冲着他儿子大声叫喊,“我是你父亲啊!”巴甫列克对主审员说,“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现在已不把他看作我的父亲。我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一个少先队员。”特罗费姆被送到很远的北方去劳改,后来被枪毙掉了。

  巴甫列克检举父亲以后,胆子更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Fyodo)也学他的样。村里的人都不喜欢这兄弟俩。他们的亲爷爷谢尔盖。莫罗佐夫不准他们进他的家门,其他的亲戚也劝他们不要再干那些缺德的事情。但是,要说莫罗佐夫家的人杀害这两兄弟,其实并无实在的证据。巴甫列克和村里一些别的少年,包括巴甫列克的堂兄多尼拉曾有过争执,所以村里人怀疑是那些少年杀掉了巴甫列克兄弟。

  巴甫列克兄弟死亡的事刚刚由当地报纸报道,就立即变成了政治事件。多尼拉说是他爷爷谢尔盖干的,巴甫列克的母亲和表兄伊万。普特切克(Ivan Potupchik)也这么说。最后,莫罗佐夫家有五口人被定为“富农家族”,于1932年11月受审。巴甫列克的叔叔和教父被定为策划者,堂兄多尼拉和爷爷被定为直接凶手,奶奶被定为将巴甫列克兄弟诱入树林的协从罪犯。审判一开始,起诉官引用了斯大林关于在全国强化阶级斗争的讲话,凸现事件的政治性质。除了巴甫列克的叔叔之外,其余四名人犯都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巴甫列克的表兄伊万原本就是一个积极分子,因为在事件中表现出色,加入了组织。

  巴甫列克很快成为苏联报纸宣传的英雄和人民学习的榜样。1933年秋,高尔基呼吁为少年英雄巴甫列克建立一座纪念碑。高尔基说,巴甫列克懂得,“你的血亲可能是你的精神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巴甫列克成为一位完美的少年英雄,电影、故事、诗歌、传记、歌曲都称颂他的高度觉悟和对党的忠诚。他那大义灭亲的英勇壮举成为所有苏联儿童学习的榜样。

  巴甫列克的事迹宣传影响了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道德意识,由意识形态规定的国家利益高于变得高于一切家人朋友间的亲情和信任关系。背叛和出卖这些关系不但不再是羞耻的事情,而且更成为公共精神和政治先进的表现。忠诚和信任原本是以活生生个人为对象, 现在个人的对象被抽象的国家、人民、党、无产阶级所代替。切断了个人与个人间信任和亲情的联系,个人变得前所未有地孤独,前所未有地依恋和隶属于抽象的集体,害怕被这个集体抛弃,害怕被它排斥为异己或敌人。这种惶恐和不安又使许多个人更加不择手段地划清一切“坏”的个人关系,以争取“进步”来表现对集体的忠诚。

  当时,到底有多少苏联青少年真的揭发了自己的父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当时苏联报纸刊登的材料却是不断给人以巴甫列克式少年英雄辈出的印象。有一个叫索罗金(Sorokin)的孩子揭发他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警察逮捕了他的父亲。还有一名叫西尔沃察。 法蒂耶夫(Seryozha Fadeyev)的学童向班主任报告,说他父亲私藏了马铃薯。13岁的普罗尼亚。 考里宾(Pronia Kolibin)告发自己的母亲在集体农庄的地里偷粮食,他的母亲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他自己则因为揭发有功,受到了去克里米亚著名的少年先锋队度假营度假的奖赏。

  少年先锋队号召儿童们学习巴甫列克告发父母的“不法”行为,少先队基层组织派队员到集体农庄监视农民是否偷盗粮食。《少先队真理报》定期刊登揭发有功者的名单,表彰他们的事迹。“学习巴甫列克”掀起了热潮,少先队号召队员不仅要揭发父母,而且还要揭发亲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不揭发的队员是缺乏觉悟,其他队员应该揭发这样的队员。在这种气氛下,家长甚至都不敢在孩子面前说话。有一位医生回忆道,“我从来不在孩子面前提到斯大林。出了巴甫列克的事情后,谁都生怕稍微有一点出言不慎,就是在儿子面前也不行。万一他一不小心在学校说了什么,辅导员就会报告上去。他们会问孩子,‘你是哪里听到的?’孩子会说,‘爸爸说的。’你一下子就倒霉了。”

  亚历克山德。马利安(Alexandr Marian)的父亲就是这样倒了霉的。亚历克山德是他村子里的共青团领导人。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亚历克山德在1931年6月8日的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也是最大一个剥削阶级。”1932年,他17岁那年揭发他父亲反对合作化。由于他的揭发,他父亲被逮捕并被送去劳改。1933年,在一则日记中,亚历克山德记载了一段与共青团一位同志的交谈,这位同志说,亚历克山德的父亲有“反动观点”,他不应再担任共青团领导。亚历克山德就此在日记中写道,“我向这位同志解释,逮捕我父亲是我自己要求的。他的反苏立场与他[一次大战时]在奥地利当俘虏的经历有关。……他后来喜欢奥地利的秩序,认为他在奥地利见到的那种资产阶级小农[经济]可以带来农业财富。……他把集体化初期的缺点看成是混乱,而不是暂时的挫折。如果他能懂得辩证法,有政治觉悟,他就有可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

  更多的青少年以“断绝关系”而不是直接揭发来表示进步。在亲人家属“出了问题”,成为“敌人”之后,一个人自然会感觉到各种压力,有的会被少先队或共青团开除,有的进不了大学,找不到理想的工作。1938年,列夫。泽尔莫诺夫斯基(Lev Tselmerovsky)18岁,他的父亲,一位苏军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逮捕。列夫是共青团员,正在接受飞行员训练。他一心想参加红军,但他父亲被捕后,他也被定为“异类分子”,并被流放了,成了工厂的工人。1938年9月,列夫给苏联主席加里宁写信,表示与父亲划清界线,并为自己申辩。他写道,“关于我父亲,我稍微说几句。据我母亲说,他是因为表示不满而被送到北方劳改营去的。我本人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听父亲对他的妹妹谈起过他在北方与白军作战的事情。他跟我们讲他的光荣经历。当基洛夫被暗杀时,他都哭了。……但这可能是他的伪装。……我认为,我父亲应该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我不应该因他的缘故蒙受耻辱。我要参加红军,我要成为一个拥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因为我配得上这个称呼。我在苏联学校接受的是苏联精神的教育,我的观点显然与我父亲完全不同。我对自己被定为异类分子感到很伤心。

  与“坚决揭发”不同,断绝与“有问题”家人的家属关系是一种既能保护自己,又不太伤害家人的办法。当时苏联报纸上有成千的“断绝关系”声明,差不多都是一个格式:“我,尼古拉。伊凡诺夫,断绝与父亲的关系。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多年欺骗人民,谎说有上帝存在。为此,我与他断绝一切关系。”有不少父母为了子女的前途,提议或者鼓励子女与他们断绝关系。1932年,一个16岁的犹太男孩写信给他家当地的一家意第绪语的报纸断绝与父亲的关系:“我从此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我觉得,我真正的父亲是教育我人生大事的共青团。我真正的母亲是祖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人民是我现在的家庭。”后来有人采访了声明人的妹妹,她回忆道,“当时我14岁,我父亲把我哥哥和我叫到房间里,对我们说,他的生活方式已经跟不上现在的时代。他希望我们不要重复他的错误,不要再遵守犹太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应该跟学校编 黑板报的人说,要声明过自己的新生活,不再与父亲的宗教有任何关系。父亲叫我们这么做。他说,这对他没有什么,但这样可能为我们开创光明的未来。”

  揭发家人,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换取荣誉、信任和光明的未来,巴甫列克式的“大义灭亲”成为苏维埃儿童的新精神,也成为苏维埃人的新精神。在那些揭发者心里,除了功利的考量和生怕被连累的恐惧,不能不说还有一种真实的羞耻感和荣誉心。他们以“坏蛋”父母为耻,以努力争取“进步”为荣;以旧家庭为耻,以新集体为荣。

  1937年,安娜。克里夫科(Anna Krivko)17岁,她的父亲和叔叔都是卡考夫(Kharkov)市的工人, 父亲和叔叔被逮捕后, 安娜被卡考夫大学和共青团开除,定为“异己分子”。她到处找工作,为了养活母亲、祖母和一个还是婴儿的妹妹。她在一个养猪场工作,后来有人说出她父亲被捕的事,她丢了工作。她找不到工作。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代表、政治局委员邱巴(Vlas Chubar)。她表示与父亲断绝关系,央求邱巴帮助她家。她说,如果她不能在苏联过上好日子,那就不如带着幼妹一起去死。她表示自己绝对是忠诚于斯大林同志,痛恨她那个把灾祸带给家庭的父亲:“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弟弟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们被判了几年刑。我感到羞耻,根本不想知道。我深信不疑,无产阶级法庭是正义的。如果他们被判刑,那一定是罪有应得。我对父亲完全没有女儿的感情。我感到的是作为苏联公民对祖国、对教育我的共青团和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判断和1亿7千万无产者的声音,为这个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坦白,1919年他被征召到邓尼金的队伍里,当了三个月的白卫军,为此,他在1929年被判2年半的劳改。我所知道的他的往事就是这些。……如果我观察到他有反苏联行为的迹象,就算他是我父亲,我也会毫不迟疑向内政部人民委员会报告。邱巴同志!请相信我:我以称他为父亲为耻辱。人民的敌人不是我的父亲。人民教育我憎恨一切坏蛋、敌人,无一例外,毫不留情。只有人民才是我的父亲。我坚信,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会象爱护自己女儿一样爱护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给我帮助。”

  以当苏维埃人为最大的光荣,对于没有前苏维埃记忆的青少年,要比对有这种记忆的前辈容易的多。新的一代人从小就相信,他们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种最幸福的人民。米哈伊。尼可莱夫(Mikhail Nikalaev)在1930年代经历了好几个孤儿院的生活长大。据他回忆,孤儿院一直教导他们,苏联是最好的国家,苏联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幸福的,而斯大林就是这个国家的父亲。“要是我们出生在别的国家,我们早就饿死、冻死了。……他们是这么教的,当然我们也是这么信的。孤儿院怎么教,我们就怎么信。我们的所有关于世界的想法都来自苏联的政权。”

  米哈伊很钦佩巴甫列克,也想有机会揭露敌人和奸细。当他加入少先队的时候,他感到特别光荣,觉得真正踏进了苏联社会。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羞愧之中,因为生养自己的父母觉得抬不起头来。其实,他对父母并没有确切的记忆。他只记得四、五岁时,以前家里的一位保姆到孤儿院来看他,告诉他,他的父母是“人民之敌”,已经被枪毙了。她对他说,“他们本该象对你父母一样,也把你枪毙了的。”米哈伊从此一直感到十分羞耻。参加了少先队,他才算摆脱了这种羞耻感。他感到,斯大林象父亲一样在关怀他,一切的幸福都是来自斯大林,“我们有得吃,有得穿,有学习的机会,可以去少先队营地,还有新年树——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斯大林同志。”1930年代成为青少年的苏联新一代,从小受到的就是绝对相信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教育。他们相信,报纸上登载的都是真实的,报纸说好的一定是好的,报纸说坏的一定是坏的。这种信念使得那些父母在大清洗的年代(1937-38)被定为苏联敌人的年少年相信,错一定在他们的父母。

  在人性和人情的荒漠中,有的青少年运气好,偶尔也会遇到一片小小的绿洲,年纪小的时候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记起来,却是终身难忘的记忆。伊娜。 盖斯特(Inna Gaister)小时候就读莫斯科的第19中学,学校地处莫斯科中心地带,附近住着不少苏联领导人。这所学校的学生中有的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失去了父母。在19中学不远处是莫斯科实验学校,许多官员的子女都在那里就读,但谁一旦遭到清洗,子女就会被强迫揭发父母,或者被开除。但伊娜的学校气氛则不同,老师们尽量保护学生。伊娜的父母都在1937年被逮捕,但她开学时还是去上学了。她一直不敢告诉老师家里发生的事情。她回忆道,“我们都是听巴甫列克的故事长大的,”所以很怕学校要她揭发父母。最后她鼓起勇气对老师说了实话。老师说,“好了,那又怎么呢?回到班上去吧。”

  老师不但不替她声张,还用自己的工资替她付了学费。19中学有不少象伊娜这样“人民公敌”子女的学生。伊娜记得当时班上有一个很顽劣的男孩,他写了一份班上25个“托派分子”(“人民公敌”子女)的名单,贴在班级的墙上,遭到很多同学的愤恨。伊娜还记得一件与图恰切夫斯基元帅被审时有关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学校都接到指示,把“人民公敌” 图恰切夫斯基的图象从教科书里抹掉。伊娜回忆道,“有的男孩丑化教科书里的图恰切夫斯基的相片,在他的脸上加上胡子或在他头上画上一对犄角。我们的老师格里高罗芙娜(Rakhil Grigorevna)对他们说,”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好好地把纸贴在书里图恰切夫斯基的脸上。贴的时候要小心一些,因为今天他可能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民公敌,但明天他和别的人又会回来。我们可能又会把他们看成好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可以把纸从他没有丑化的脸上揭掉了。“ 伊娜记得她这位老师,因为她让伊娜看到,即使在极端险恶无情的环境中,一个人还是有可能不随波逐流,还是有可能保持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在她那个时代的苏联,这些都是太难得了。

  奥兰多。费格斯(Orlando Figes)在他2007年出版的《耳语者:斯大林俄国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中记录了许许多多象上面说到的前苏联往事。在俄语中,“耳语者”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出于恐惧和害怕被人偷听而压低了声音(shepchushchii),第二个意思是指在别人背后窃窃私语地告密(sheptun)。耳语成为斯大林时代日常生活的特征,整个苏联社会都变成了这个或那个意义上的“耳语者”。

  《耳语者》是一部揭示斯大林时代普通苏联人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这部历史是在零零碎碎的口述中构建起来的。这些零零碎碎的口述具有 “拼贴艺术”(collage)那样聚零为整的叙述效果,“把它们放在一起,便可以从中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景象,那就是普通苏联公民生活在斯大林专制下的内心世界。”这是《耳语者》与许多关于斯大林统治的历史著作不同的地方,“许多历史著作都是描述恐怖的外部现象——逮捕、判刑、古拉格式的囚禁和杀害 ——,而《耳语者》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统治下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人过着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在拥挤的共同公寓中……一家人挤在几个或者甚至一个房间里,隔墙就能听到隔壁人说话,这时候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把法律、监视和意识形态控制的触角伸向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时,所谓的私人生活指的又是什么?”

  成千上万的普通苏联人在斯大林时代沾上了各种各样的“坏社会关系”,成为身世不清白的人。他们因此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们一方面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对苏联制度有离异感,一方面又努力地自我调节,要在苏联制度中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许多人尽管家庭成员中有的饱受迫害,自己却仍然努力进步,争取入党、入团。在对待家庭中的“人民敌人”时,普通的苏联人在信任他们所爱的人和相信他们所怕的政府之间经受了各种内心挣扎和道德煎熬。他们有的痛苦,有的麻木,“在斯大林统治的道德真空中,人要怎么才能保持人的感觉和感情呢?那些塑造百万人生活的是怎样的生存策略呢?是沉默、谎言、友谊和背叛,还是道德妥协和曲意迎合?”

  经历了斯大林恐怖统治的苏联,几乎没有家庭不留下它的印痕。据保守估计,从斯大林获得党领导权的1928年到他去世的1953年,大约有2500万人受到过政治迫害。这2500万人有的被枪决,有的成为古拉格的囚犯、特殊圈禁处的“富农”罪犯,有的成为无数劳改营地的奴工,他们占了苏联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的苏联人口大约是2亿),平均每1.5个家庭就有1个“人民的敌人”。这还不包括在大饥荒和战争中丧生的人们。这些直接受害者的家属数以千万计,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惧、伪装和绝望,他们不顾一切地向斯大林表现忠诚,争取按他的意志做苏联的“好公民”。

  斯大林1953年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整个一个被他成功改造了的新人民,“斯大林统治留下的沉默而顺从的人民延绵不绝。”塑造一国人民的国民性就象培育一个新物种,只要一次性成功就足够了,剩下的便是它的自动延续,除非环境因素的剧变为它的再度变化提供了条件。正是这个沉默而顺从的“斯大林的人民”成为费格斯口述史想要从中寻找隐秘声音的对象。费格斯说,他的书谈的不是斯大林本人,但每一页上都闪现着斯大林的幽灵。他写道,“(这本书)探讨的不是斯大林和他的统治政策,而是斯大林主义如何渗透到人们的心灵和感情之中,左右着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这本书并不想就此揭开恐怖统治根源之迷,也不想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它要解释的是,警察国家是如何在苏联社会中扎下了它的根须,把成百万的普通人变成恐怖统治的袖手旁观者或者积极帮凶。斯大林制度绵延不绝的魔力和遗产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在于,用俄国历史学家米海伊。 盖夫特(Mikhail Gefter)的话来说,‘渗透到我们心灵之中的斯大林主义。’”

  举报10楼点赞作者:ernie时间:2009-05-07 22:03:14少先英雄巴甫里克,在中国也曾大力宣传,组织学习。有关书籍见到过多种,印象深刻。没想到是高密者啊!

  举报12楼点赞作者:小枝葡萄果时间:2009-05-08 11:48:40在记忆里,应该宽恕

  举报15楼点赞作者:地道表达时间:2009-05-10 12:13:11他只是一名“要求进步”的少年,经常向警察告发邻居

  举报17楼点赞作者:坐忘斋书线告密者……不随波逐流,需要极大的勇气,此外,还有头脑,还有对自我的信心……

  如果你是周围一百个人中唯一的一个,你要确信自己是对的,这很艰难,当然,有些事情,即使艰难,也应该这么做。

  举报18楼点赞作者:石地时间:2009-05-16 08:41:47周兄用大量的事实举证了人皆可说的“前苏联”,因为我们还不能说“前红朝”的事。章诒和算是开了一个头,所以,虽然其文瑕疵不少,但积极的意义还是主要的吧?冉云飞曾说准备写一部《告密史》,不知何时、能否面世?

  举报19楼点赞作者:沙家浜康大夫时间:2009-05-16 10:53:09至今仍有人被告米,而且不管是否诬告,被告之人就被打上一层水印:此人不可靠。

  举报21楼点赞作者:事了扶伊去时间:2009-07-15 18:34:42“我们的目标,是写出第一本这样的教科书,即不将俄国历史看做一系列令人丧气的不幸和错误,而是用来灌输对国家的自豪感。教师必须以这样明确的方式来教授历史,而非给祖国抹污泥。”。。。